下章

毅走进这门窗紧闭、灰尘弥漫的档库,汗下如雨,湿透了小褂子,心里倒有些懊恼,不该自讨苦吃。但既来之,则安之,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。
  “戊辰是嘉庆十三年。”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,“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。刚老爷,你要找哪一省的?”
  “两江的。”
  “两江的在顶上。”
  语声甫落,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。一搭一拉,砰然大响,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,寸许厚的灰尘,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。那书办是有防备的,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。刚毅却搞惨了,满头满脸的灰,沾住汗水,成了一个泥人。
  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。刚毅忍气吞声,知难而退。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,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,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。
  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,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。事起于嘉庆十三年,因为运河失修,堤防崩坏,淮阳发生大水灾,朝廷特拨巨款办赈。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,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。
  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,名叫李毓昌,山东即墨人。奉到委札,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,不受当地招待,借住在寺院中。依照赈户名册,遍历各乡,逐户访问,查出许多弊端,或者浮开赈户,或者以少报多,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。
  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,见此光景,大起恐慌。他有个听差叫包祥,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,两祥是好朋友,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,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,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。
  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,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。
  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,托他去探查口气,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,则进一步问一问,要几何数目,方餍所欲?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,李毓昌便峻然训斥。口风严紧,点水都泼不进去。
  王伸汉得报大惧,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。十一月初,李毓昌事毕回江宁,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,薄醉而归,口渴要茶,发觉气味有异,当然要追问缘故。事机败露,李祥露出狰狞面目,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,将那碗有毒的茶,硬灌入主人口中。
  不消片刻,李毓昌一阵抽搐,七窍流血,仆地而死。李祥及马连升,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,合力举起尸首,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,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。
  王伸汉心中有数,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,随即买了一口棺材,匆匆盛殓,暂寄原处,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,说是检验结果,“委系自缢”;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,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,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。
  过了十二天,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。他是应胞侄之约,特地来叙亲情的。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,便去看王伸汉,询问死状。
  “是上吊死的。”王伸汉答说,“我亲自验过,不错!”
  “听差呢?”李泰清问,“舍侄写信告诉我,一共带了三个听差。”
  “那可不知道,大概都走散了吧!”
  李泰清无奈,只有设法盘灵回乡。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,又说,“死者已矣!入土为安。”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。灵柩到了即墨,已在年底,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,暂时寄存在城外。李家亲友,都觉得死因可疑,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。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,才发现一条线索。
  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,襟领之间,微显异色,入水浣濯,水成红色,再细嗅色异之处,是一股血腥味,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。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,此人是个武秀才,做事很鲁莽,但亦很有魄力,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。
  开棺一看,尸首因为正值隆冬,而且时间不久,毫未腐烂,但脸上却涂了石灰,胸前摆一面小铜镜,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。
  再细看时,指尖发青,身上心腹之间,亦然如此。剥去脸上的石灰,是一张可怖的青脸。这一下,便都明白了,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。脸涂石灰,并非为了遮掩异色,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,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。而铜镜符录,无疑地是一种镇厌,以防冤魂化为厉鬼,去向凶手索命报仇。
  然则凶手是谁呢?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,请求昭雪。于是山东巡抚古纶,行文两江总督衙门,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,筹集了一大笔现款,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。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,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、江苏两藩司,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,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,“烧香”亦要烧到。这一来,纵非倾家荡产,而悖入悖出,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,亦花得差不多了。
  如俗语所说的“火到猪头烂,钱到公事办”,李泰清的呈控,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。王伸汉自然无事,追缉恶仆,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。
  于是李家决定京控。由李泰清以死者胞叔的身份作原告,在都察院进了一张状子。此不比寻常命案,而是职官奉委查案而遇害,即使死者家属不出面呈诉,地方大吏亦当自动查办。如今江苏方面竟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,足见失职。所以上谕下来,一反交本省复审的常例,改派山东巡抚吉纶“提李毓昌尸棺,详检具奏,原告李泰清发交山东备质”。
  王伸汉当然又要到济南去打点。可是,这一次不同了!开棺复检之日,山东巡抚、藩司、臬司,尽皆到场。首府办差,挑了最好的仵作下手。先用水银洗刷尸首,已是遍体青黑,毒伤显然;再剖解尸身,剔出骨骼,上笼蒸过,只见两面肋骨与肩上两块锁子骨,其黑如墨。李毓昌乃是被毒而死,确凿无疑。
  古纶奉到的上谕是,“详检具奏”,至此任务完成,只须复奏,至于审问是刑部的事。复奏到京,奉旨提全案人犯进京,交刑部审问,李毓昌的沉冤,终于得雪。案内人犯,定罪甚重:李祥,凌迟处死,并派刑部司官押解他到山东,在李毓昌的坟前,先上夹棍受活罪,然后处死,摘心致祭。包祥、马连升及王伸汉斩决。淮安知府王毂包庇罪重,判了绞刑。两江总督铁保革职,充军乌鲁木齐。江苏巡抚汪日章,以及江宁藩司、江苏臬司亦都丢了纱帽。
  可是看完全案,刚毅却大为失望:他的记忆有一处失真,而失真的这一处,在他恰恰是顶要紧的一部分——李毓昌被毒一案,虽由部审,但未提棺到京,无例可援,如之奈何?
  细细想去,虽无提棺到京的成例,但复检一层,却可比附陈词,很有一番理由可论。于是跟翁曾桂与林拱枢去谈,彼此意见相同,约齐了去见桑春荣。
  陈述了案情,刚毅提出他的意见,“此案的真相大白,就因为开棺复检之故。”他问,“如今葛品莲一案,死因既然不明,岂不是也要开棺复检?”
  桑春荣最近刚接到杨昌濬的一份礼,四色浙江的土产以外,另有“冰敬”,是有“财神”之称的胡雪岩所开阜康钱庄的一张银票,纹银一千两整。看这笔重礼面上,必得设法维持原案,所以听完刚毅的话,大摇其头,只说:“此一时也,彼一时也。”
  “何谓此一时,彼一时?”刚毅立即追问。
  身为尚书,在司官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,自觉难堪。如果没有理由驳他,面子上下不去。这样一急,倒急出一番话来,“你谈的那件案子,时间是在冬天,为时不久,所以开棺详检,有点用处。这一案呢,历时三年,尸体早腐,情形不同。”他得意地说,“此一时也,彼一时也,道理在此!”
  “尸体虽腐,骸骨犹在,不愁检验不出。”
  “这话也很有理,”桑春荣只好用强词来夺他的理了,“如果检验不出结果呢?”
  “不会检验不出。果然中了毒,骨头会发黑!”
  “不然,不然!”桑春荣定定神说,“那李毓昌,当时为恶仆强灌毒药,即时七窍流血,倒地而亡,中毒极深,历时未久,所以检验得出。照葛品莲的死状,如果中毒,毒亦不重;时久毒消,倘或检验不出一个结果,事情反倒僵了,所以如今还是严穷砒毒为是。”
  “就因为砒毒并无来历——”
  “不,不!”桑春荣打断他的话说,“药店卖毒药有罪,所以不肯承认。你还是要从正犯上去追究,譬如杨乃武跟葛毕氏的奸情,至今并未审出详细情形。这一层,交代不过去。”
  “回大人的话,律无指奸明文。”
  “不是要你指奸!”桑春荣怫然不悦,“你倒去问问浙江的京官看,谁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明来暗往,并非一日。杀机往往起于奸情,你们从这一层上头,仔细去审,一定可以审出一点什么来!”
  见他这样执持己见,翁曾桂料知其中必有缘故,再争无益,便扯一扯刚毅的袖子,暗示他暂且歇手,另作道理。
  刚毅性情褊急,偏不肯罢休,“大人,”他说,“要追究砒毒,有一个很重要的人,必得到案。”
  “噢,”桑春荣问,“谁啊?”
  “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。”
  “此人有何关系?”
  于是刚毅从厚厚几大叠的杨、葛全案中,找出仵作沈祥的供词,提高声音,念了一遍,然后指出应传沈彩泉到案的理由:“仵作验得是烟毒,沈彩泉愣说是砒毒,在众目睽睽之下,当场干预,发生争执。大人做官四十多年,可见过这样的怪事?”
  “你的意思是传他来问,为什么干预公事?”
  “不是。”刚毅答说,“我要问他,凭什么说是砒毒,还有,爱仁堂店东,不肯承认卖砒毒,他软哄硬逼人家承认,是为的什么?”
  桑春荣心想,这件案子如果想要回护某一个人,确非易事,因为牵扯太多,从任何一条线索去追究,都可以拿原问官拉出来。这样一个接一个牵连不断,最后当然是归结到杨昌濬身上。为今之计,辨不胜辨,不如暂且搁置为妙。
  主意一定,换了副让步的神态,“好!”他点点头,“等我想一想。眼前还得你们三位费神,正本清源,拿杨乃武、葛毕氏的奸情审问清楚。”
  有此结果,做司官的即不便再争。三个人退下来又悄悄交换意见,大家的看法相似,桑春荣意在拖延,最好能就现有的范围中结案,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。
  侦讯的范围必须扩大,是一致的结论。但所提出的做法各不相同,刚毅主张继续力争,不达目的不止;
  林拱枢则以为硬争不如坚持,结案是有限期的,到得拖无可拖,桑春荣就不能不尊重问官的意见。
  “两位的做法,都是正办,不论哪一种做法,最后都可以做通。不过,旷日持久,未免吃力。如果看清楚此案发生阻力的症结所在,因势利导,对症发药,则事半而功倍,可以有最圆满的结果。”
  “能有最圆满的结果,自是求之不得。”林拱枢答说,“想来成竹在胸,何不见示。”
  “此案的阻力,一是牵涉及于大员,本案一翻,杨制军、胡学使,皆有未便;一是碍于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,本部堂官,亦有顾忌。”
  “是,是!症结是了然了。请问,如何因势利导,对症发药?”
  翁曾桂觉得语言不便太显豁,想了一会儿,含蓄地说:“自下而上办不通,就只有自上而下了!”
  林拱枢与刚毅都会意了,是设法从极峰下降一股压力,迫使桑春荣就范。这个想法很好,“可是,”
  林拱枢说,“做起来不容易。”
  “缓缓图之,急亦无用。”
  翁曾桂是真的成竹在胸,所以出此闲豫的语气。林拱枢与刚毅,亦约略有所意会:他有个两朝帝师,已调户部侍郎的老叔翁同龢,是当朝的红人,必有斡旋之力。
  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,是非之心是有的;何况此案是从他手里驳回浙江的,如今各种证据,在证明他驳得不错,当然要尽力支持,才能实现初衷。
  此外他还有一种隐忧,自平定洪杨以来,各省督抚的权柄日重一日,自己练兵、自己筹饷、自己用人,往往在一切都有成议以后,方始奏报朝廷,名为“请旨”,实同“报备”,逐渐形成割据之势。而在朝中,皇帝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,两宫太后虽能德才相济,到底深居禁中,昧于外势,国政全靠军机大臣撑持。
  恭王固贤,又全靠文祥做帮手,才能勉强对付得了一班跋扈的督抚。不幸地,文祥久病,终于在这年五月间去世。朝廷痛失柱石,益觉孤立难支,长此以往,大权旁落,成为所谓“强枝弱干”的局面,绝非国家之福。因此,翁同龢觉得削减督抚的权柄,是件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。而杨乃武一案之所以不肯迁就杨昌濬,亦正是借题发挥,在暗中为朝廷争权。
  这番苦心,如果不为恭王了解,任令桑春荣内顾宝鋆的面子,外受杨昌濬的嘱托,将一驳再驳,提京部审,闹得轰轰烈烈的这件逆伦疑案,弄出个虎头蛇尾的结局,不但成了个大损朝廷威信的笑柄,而且各督抚亦将因此而更轻视朝廷。这关系太大了!
  为此,翁同龢一直想跟恭王谈一谈这件案子,却苦于不得其便。因为恭王与宝鋆是密友,凡是翁同龢能见到恭王时,几乎总有宝鋆在里,无法深谈。这样一直到了八月初,才有一个机会。
  这天是恭王奉了两宫太后之命,到皇帝读书的毓庆宫来查问功课。这是常有的事,但每次都有宝鋆陪着,只有这一天是恭王一个人。在毓庆宫,师傅本月两位,而夏同善奉旨派充顺天乡试主考,料理入闱,不在书房,这样就更便于进言了。
  时候也巧,恭王来时,正是功课将完之时。等皇帝回宫进膳,翁同龢便说:“王爷,就在这里便饭,如何?”
  “好啊!”恭王欣然相许,并且吩咐侍卫,将两宫太后照例赏赐的食物取来,一同享用。
  恭王这顿午饭,一向很费工夫,因为,一则四更起身,五更上朝,到此时又饿又累,全靠从容享受一顿午饭,补充精力。再则,亲王仪制尊贵,王府中很少接待宾客,内廷行走的人有事要见他,或者恭王要约见什么人谈事,都是此时借杯酒相叙。翁同龢是深知这些情形的,所以入座以后,并不亟亟,只是陪着恭王把杯闲谈。
  谈来谈去,谈到左宗棠与李鸿章,微有酒意的恭王叹口气说:“左季高西征,要多少多少饷,无法筹措,只有跟洋人举债。举债要担保,李少荃又反对,联络沈幼丹一起密奏,变成跟朝廷为难。唉!不用他们不行,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!你道如何是好?”
  “是!”翁同龢乘机说道,“既然不用他们不行,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。”
  “难!”恭王摇摇头。
  “不难!”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,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。
  “噢,”恭王很虚心地问,“倒要请教!”
  “朝廷自有纪纲,纪纲一立,草偃风从。纵有跋扈之臣,及时裁抑,他人自知警惕。”
  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,了无异处。恭王便点点头,不再问下去了。
  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,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,得举实例,才能打动他的心。于是想了一下,故作惊人之语:“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,必得杀大臣立威!”
  果然,恭王大吃一惊,“杀谁?”他问,“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,而且时当承平,何由能杀大臣?”
  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,翁同龢便微微笑道:“不是真个要行诛戮,略师其意可耳!”
  “这倒可以。”恭王很有兴趣地问,“如何师法?叔平,你倒画一条策看。”
  翁同龢不即答言,举杯相敬,对干了一杯,方始徐徐开口:“王爷,我先说段掌故你听。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,本姓高,这是王爷知道的?”
  “是啊!慧贤皇贵妃的父兄,不就是高斌、高恒父子吗?”
  “是!我要讲的,正是高恒的故事——”
  高恒是椒房贵戚,在乾隆初年,干过好些阔差使,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,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,高恒当了八年之久。乾隆三十三年,整顿两淮盐务,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,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,事发定罪,高宗朱笔亲批“斩决”!
  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,当时便为高恒求情:“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,请皇上推恩,免他一死!”
  高宗立即答说:“贵妃的兄弟犯法,应当免死;皇后的兄弟犯法,又当如何?”
  一听这话,傅恒浑身发抖,面无人色,终其一生,战战兢兢,勤慎当差。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。
  恭王听完,默默无语,好久才说了句:“若能破除情面,纪纲自然可立。”
  “是!是!”翁同龢急忙接口,“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。”
  “但是,这也需有机会才行,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。”
  “机会多的是,眼前就有。”
  “噢!”恭王想了一下说,“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。”
  “杨乃武一案,就是机会!借杨石泉以儆督抚,是个好法子。无奈中间有关碍。”
  “什么关碍?”
  “就是情面。”翁同龢说,“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,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——”
  “啊,啊!”恭王脱口插言,“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!”
  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,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,又是一回事。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:“王爷,还想知道些什么?”
  “案情。”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。
  这便很难回答了。全案经过,颇为复杂,一时哪里讲得完?只好再问一句:“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,竟一无所闻?”
  “不是,你误会了!”恭王答说,“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。杨乃武是不是负冤?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那么,那个什么小白菜,也是冤枉的啰?”
  “正是。”
  “这么说,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?”
  “不是。”翁同龢又说,“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,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,还是病死,都大成疑问。”
  听得这话,恭王很注意了,“然而,何以初验、复审,都执定是中了砒毒?”他问。
  “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。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,还得提尸棺到京,详细复检。”
  “噢!”恭王想了好一会儿,自言自语地说,“没有!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。”
  “关碍就在这里!刑部不能破除情面,所以至今还未复奏。”
  “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,保全善类,朝廷责无旁贷。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,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,亦不宜过于苛责。”恭王问道,“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?”
  “那就不知道了!”翁同龢提醒他说,“军机章京中,杭州人很多,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?”
  恭王会意,余杭县官声不佳,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,又不曾亲履其地,不便直说而已。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,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。
  “案中两主犯,到底有奸情没有?”
  “这,这恐怕不免。不过,那是另一回事,不能说他们有奸情,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。听讼如有此成见,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!”
  “嗯,嗯!”恭王深以为然,对他自己这一问,作了解释,“两宫太后,垂帘听政,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,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权,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!所以,这一案,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。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,话就更容易说了。”
  “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,顾及千年万世之名,实在令人钦佩。”翁同龢肃然起敬地说。
  “案情症结,我全明白了。不是我跟宝佩蘅私交很好,替他辩白,平心而论,他并无故意偏袒同年的心,至于他人如何想法,非他所能负责。我再跟他提一提就是。”
  光提没有用,翁同龢心想,得要宝鋆亲口交代桑春荣才好。这样想着,便即问道:“王爷打算怎么跟宝中堂说?”
  恭王反问:“你要我怎么说?”
  “请王爷关照宝中堂,能够对桑公有所表示,不须有何顾忌。”
  “那还不如我来交代桑白斋。”恭王答说,“宝佩蘅本来就未曾袒护刘某人,我那样说,似乎有疑他之意,不大妥当。”
  “是,是!”翁同龢急忙答说,“若得王爷亲口交代,当然更有力量了。”
  对于恭王交代的话,在桑春荣看,就等于是上谕。“不必顾忌”这句话,包括的范围很广,除了宝鋆以外,杨昌濬与胡瑞澜亦不在顾忌之列。桑春荣虽觉得人钱财,不能与人消灾,自不免疚歉,但既是恭王的特饬,事出无奈,亦有一句话可以推托。这样一想,内心也就释然了。
  于是他找了翁曾桂来问,案子审到如何程度?翁曾桂成竹在胸,不慌不忙地答说:“非提尸棺复检,并传刘锡彤、沈彩泉以及余杭县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明白,不能结案。”
  “既非如此不可,只好奏闻请旨。不过,做事还是要留退步,该当怎么样一个步骤,请你们好好商量,切忌冒失。”
  翁曾桂与林、刚二人商量结果,决定采取两个步骤:第一是咨行浙江巡抚,将陈湖列为被告,即行革去生员,监管解京;第二是奏请提验——刚毅毕竟找到一件成例可援,措辞就更方便了。
  奏折一上,立即便有了一道上谕:“刑部奏:承审浙江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,援案请饬提验一折,着杨昌濬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,即行解任。其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,派员一并押解送部。传令刘锡彤跟同检视,以成信谳。”
  这道上谕,并未交内阁明发,由军机处交兵部寄到浙江。读毕“廷寄”,杨昌濬知道乱子闹大了,心境十分沉重,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,唯有找幕友来问计。
  他的幕友,倒是谨饬识大体的人居多,都以为事到如今,唯有恪遵朝旨,谨慎将事。如今的责任是将刘锡彤等人及葛品莲尸棺“押解送部”,须防别生枝节。案内人犯,可能会畏罪自杀;检验尸骨结果,是刘锡彤祸福所系,或者会异想天开,移花接木。倘或出了事,必不为清议所谅解,而朝廷亦必有处分,在这件官司上先输了一招。
  杨昌濬此时的气概,已非昔比,也觉得凡事小心为妙。因此,特选了一个很能干也很靠得住的候补知县袁来保为押解委员;另外又派一个姓吴的候补知县去署理余杭知县。刘锡彤解任听勘的公事,就由袁来保与吴知县带到余杭,当面交付。
  两人轻骑简从到了余杭县,一直到县衙门拜访刘锡彤。等把公事交到他手里,刘锡彤颜色大变,袁来保少不得有番话安慰,说他只是暂时解任,而到京亦只是让他亲眼看着开棺检验,并非到案被讯,大可放心。
  这个宽慰的说法,目的是要将刘锡彤稳住。署理的新知县也很客气,请他的家眷仍旧住在县衙门里,自己另找公馆。不过印把子得要立刻抓住,当天就接了事,放炮升堂将接印的红布告贴了出去,随即传见刑房与礼房的书办,交代两件公事:第一件是提解葛品莲的尸棺;第二件是看管陈湖。
  葛品莲的尸棺一直未曾下葬,提解之前,先要加封,四道盖了余杭县大印的封条,由袁来保监视着,满浆实贴在棺身与棺盖接缝之处,同时派定差役,轮班看守。这是从未有过的事,余杭县立刻又轰动了,茶坊酒肆,无不以此为话题,虽然,此案的结果还不可知,但已是一片称颂朝廷圣明之声,大足以鼓舞人心了。
  至于陈湖,由于还具有秀才身份,新知县对他很客气。而袁来保跟他亦不曾对面,所以他内心虽然惶恐,表面却还能保持镇静,甚至为了表示自己与本案无涉,照常到他每天必至的春记茶馆去喝茶。
  “陈先生,”有人问他,“听说刘知县革职了?”
  “不是革职,是解任。”陈湖答说,“解任者暂时不当县官而已。”
  “为啥暂时不当呢?”
  “听说要押解葛小大的棺材到京里去。”
  “莫非葛小大的棺材还要打开来验?”
  “那就不知道了。”陈湖不经意地加了一句,“就打开来也验不出啥来的。”
  “何以见得呢?”
  “三年多,皮肉都烂光了。”
  “可是骨还在啊!”
  陈湖知道自己失言了。验毒本就重在验骨,他不能说,时隔三年,中毒的痕迹必已消失。如果这样说法,他人反问一句:你又不曾眼见,怎能断定毒迹必已消失?那时无话可答,便显得自己是明知葛小大非中砒毒而死。因此,他笑笑不答。
  但对方却不肯放过他,接着又问:“陈先生,都说爱仁堂的老板,本来不肯承认卖砒霜的,是你帮着刘知县逼得他不能不承认。可有这话?”
  “哪里来的这话,跟我毫不相干。爱仁堂姓钱的,弟兄两个,老大死了,老二还在,你们倒去问问他看!”说到这里,陈湖有些恼羞成怒了,狠狠将桌子一拍,大声骂道,“你简直胡说八道,混账之极。”
  就这时候,走来县里一个差人,拍拍他的肩说:“老陈,到衙门里去一趟。”
  这一下,不但陈湖,连旁边的闲人都觉诧异。县里的差人,一向称他“陈先生”或者“陈大爷”,至少也得叫一声“陈秀才”,何以此刻管他叫“老陈”呢?
  众目睽睽之下,陈湖的感觉自然很窘迫,便将脸一沉,气冲冲地说:“你是什么人,我不认识你!”
  那差人也变了脸,似乎对陈湖的态度,颇感意外,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的模样。愣了一下,暴声说道:
  “姓陈的,你神气什么?从前你是秀才,现在不是了!知趣的,乖乖儿跟我走;如果不知趣,还以为是刘大老爷在‘马上’那样,县衙门里随你直进直出,你就错了!走!”
  陈湖一听“从前你是秀才,现在不是了”这句话,顿时矮了半截——别人不明白,他心中有数,“一报还一报”,就像当年杨乃武那样,自己的秀才身份必是已被革掉了。诚如所言,自己如果不知趣,一条铁链子一抖,套在头上,拉了就走,还不是白白吃个眼前亏?
  念头转得很快,不待旁人想透那差人的话,他已自找台阶而下,“走就走!”他霍地站起,“我倒不相信,为什么现在我不是秀才?”
  说罢,开步就走。那差人冷笑一声,跟在他身后监视着。陈湖的步子很从容,为的是要向差人表示,他很坦然,并没有开溜之意。这样由大街折入冷巷,他才站住脚有话说。
  “老哥,恕我眼拙,你贵姓?”
  “我亦姓陈。”
  “啊,啊,五百年前是一家,那就好说了。”陈湖拉过表情,用商量的语气说,“陈头,我们商量件事,我先回家通知一声,行不行?”
  “不行!上头立等回话。你快走吧,问过三言两语就放你回家,何必多跑一趟。”
  这是骗他的话,而陈湖没有不信的道理。到得县衙门,先在班房落座。往日到此,不管书办、捕快、皂隶见了他,多尊称一声“陈大爷”,敬烟倒茶,客气得很;这时都浑似素昧平生,面无表情地望望然而去之,谁也不睬他。
  见此光景,陈湖冷了半截,料知想打听也打听不出什么来,不必再讨没趣,只是默默地心里思索,新署任的知县会问些什么,自己应该如何应付?
  不一会儿,原差来唤:“跟我走!”
  一直走到花厅,这是他极熟的地方,不过,昔为座上客,今成阶下囚,一进花厅,便听值堂的皂隶唱道:“见大老爷磕头!”
  这就证实了自己的秀才已被革,不然皂隶不会这样说——秀才见县官,只打躬不磕头。公门中人,不能不知道这个规矩。
  话虽如此,陈湖却不肯就此承认,仍旧朝上作了一个揖,口中说道:“晚生陈湖,参见老公祖!”
  新知县人很平和,平静地答说:“听你的口吻,还以秀才自居。陈湖,你的秀才革掉了,公事已经到县。”
  “噢,噢!”陈湖心乱如麻,明知该下跪见礼,但两条腿木强万分,就是弯不下去。
  幸好,新知县并未迫他行百姓见父母官的大礼,只问:“你的号叫竹山?”
  “是!不过,”陈湖恭说,“本县还有两个陈竹山。”
  “同名同姓的多得很。只要你是陈湖,号竹山就是了。你知道不知道,你为什么被革掉秀才?”
  “不知道。”
  “好!我让你知道。”新署知县喊道,“请袁大老爷!”
  于是,袁来保被请了出来,坐在炕床上首的客位上。照例亦问一问陈湖的姓名年籍,然后告诉他说:
  “刑部有公事,你牵连在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之内。逼迫爱仁堂店东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,情节确凿无疑,所以革掉你的秀才,解到刑部,归案审办。”
  听得这一说,陈湖才知事态严重,顿时觉得头上冒汗,“这一说,”他问,“我变了犯人?”
  “一点不错!”袁来保转脸对新署知县说,“此人要费心寄押在贵县。”
  “是,是!”
  “大老爷,冤枉!”陈湖极口喊道,“我不过是刘大老爷托我开导爱仁堂的老板,案情缘由,全然不知,若说其中有弊,应该是刘大老爷的责任。”
  “刘大老爷解任听勘了。”
  “还有他的门丁沈彩泉呢?”陈湖问道。
  这一质问,袁来保一时无话可答。因为谈情节,论责任,沈彩泉比陈湖更重,陈湖是犯人,沈彩泉又何能不是?但刑部给浙江巡抚的咨文,只提陈湖,未提沈彩泉,袁来保并无权力将他亦当作犯人。不过,上谕中有“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,派员一并拘解送部”的话,袁来保认为沈彩泉虽无犯人之名,而在处置上,却有犯人之实。
  这样一想,觉得倒是被陈湖提醒了,当即答说:“沈彩泉亦要拘解到京,并不能置身事外。”
  陈湖再也没有可抗议的了。他知道争亦无用,袁来保并非问官,只是奉命拘解人犯,自己是否犯罪,唯有到刑部申辩。反正由余杭县到京,这趟苦头是吃定了。
  收押了陈湖,袁来保又请新署知县,派人看管沈彩泉。这件事很容易办,不必传沈彩泉,只交代刑房书办,沈彩泉虽非犯人,但奉旨“押解送部”,所以不能不看管。倘有疏虞,不是寻常事故。责成刑房书办,监督差役将沈彩泉禁制在班房中,日夜派人看守,防他畏罪自尽,亦要防他为人谋害灭口。
  所谓“为人谋害灭口”的这个“人”,当然是指刘锡彤而言,因为沈彩泉是此案的关键人物,砒毒之说,即由他而起。此人一死,再无对证,刘锡彤便可饰词搪塞,减轻责任,所关不细。
  陈湖下监,沈彩泉被严密看管,刘锡彤益发自危。不过,有何责任是到京以后的事,眼前的面子已被撕破,启程之日,百姓围观笑骂,这场羞辱,一想起来,便觉心悸。
  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,老着脸皮去向押解委员说好话,讨个方便,让他悄悄先走,在省城等候袁来保,看是如何北上,再作商量。
  这使得袁来保很为难,他跟刘锡彤素昧平生,不知道他的性情,也不知道他是否信用。倘或到了省城,出何差错,自己的责任不轻。难的是这番顾虑,不便明言。
  不过,他在浙江官场有“能员”之名,做事既稳妥又漂亮。多想一想,便有了计较。当即不慌不忙地问道:“刘大哥在省城可有公馆?”
  “哪里敢在省城里再立个门户,多一份开销?”刘锡彤苦笑道,“只好找个小客栈暂住一住。”
  “那太委屈了。”袁来保说,“刘大哥如果不嫌怠慢,就在舍间下榻好了。”
  “不,不!没有这个道理!万万不敢打扰。”
  “刘大哥见外了!患难相扶,要朋友做什么呢?”
  穷途末路之际,以彼此绝不相同的地位,刘锡彤听得这两句话,又是一口一个“刘大哥”,真有感激涕零之感,觉得再要推辞,便是不通情理,当即一躬到地,抬起头来时,两行热泪滚滚而下。
  “刘大哥,不必如此。”袁来保说,“这样,我想明天上午动身。刘大哥如果要避人耳目,最好天不亮就走,我派我的听差袁凯陪着刘大哥到杭州。我们下午就可以见面了。”
  “好,好,准定如此。”
  于是第二天五更时分,一叶轻舟,悄然发航。袁凯名为陪伴引导,其实奉有主人的密命,监视着刘锡彤,到了杭州,在袁家暂住。刘锡彤送了一份礼,东西不多,但极贵重,是一支吉林老山人参与一挂蜜蜡朝珠。
  傍晚时分,袁来保也到了。回家之前,已办了好几件公事。第一件是将葛品莲的尸棺,连同陈湖、沈彩泉请钱塘县看管;第二件是谒见藩、臬两司复命,决定尽快启程进京。
  “刘大哥,”他说,“尸棺笨重,起旱不便,只有走水路,打运河到了北通州再说。冬天水浅,总要毛两个月才到得了。”
  “是!”刘锡彤说,“有一年,我公差过京,也是冬天由水路走,实足走了七十天。”
  “水路很辛苦。沿路又有公事交代,麻烦得很。所以我跟上头说,刘大令可以不必吃此辛苦,请另外派人陪着,由上海经海道进京。哪想到,上头另有意见。”
  “噢,”刘锡彤急急问道,“上头怎么说?”
  “说是上谕,着刘某人跟同监验,这样就该人不离棺,棺不离人。不然,检验的时候,如出了什么疑问,刘某人说,尸棺长行,他没有在一起,或许是掉了包,亦未可知。那不是麻烦?”
  “哪有这样的事?”刘锡彤气冲冲地说,“真把我看成什么人?”
  “不过,对我来说,倒是得其所哉!”袁来保微笑着说,“漫漫长途,旅况寂寞,得有老兄做伴,一路聊到京城,那是太妙了!”
  听这一说,刘锡彤的不快消失无余,急忙答说:“正是,正是!我是因为大府苛刻,一时气昏了,竟忘了经随老哥,畅叙到京,亦是一桩乐事。”
  于是,商谈旅途的细节。这当然要配合公事,而“提解”人犯,在《钦定六部处分则例》中,有极详细的规定,其中有一章叫作《递解人犯通例》。像这一案,既是钦命提解,又指明说派员押解,与寻常只派官差“递解”不同,适用“解送紧要官民重犯”之例。至于解送尸棺,如何处置,虽无明文规定,自然亦是比照“重犯”办理。因此,袁来保向藩司陈明,在城守营拨了一名把总,八名兵丁,另由钱塘县拨出四名差役,一共十三个人,都归他指挥差遣。
  解送人犯,亲属照例可以同行,当然是自己花钱,不但沿路食宿自理,而且还得供应官差,以免被解送的人犯受苦。如果犯人的家境不坏,特别是纨绔子弟犯了人命重罪,押解归案,这趟解送的差使,就颇有油水可以掏摸。可是,这一次的差使,情况很特殊,犯人只有陈湖一个,沈彩泉只好算半个,刘锡彤的身份更不分明,此外只有一具尸棺,而葛家并无任何人伴送。至于押解的官兵差役,总计倒有十四人之多,藩库所领的盘缠有限,明摆着是桩必须赔累的苦差使。
  刘锡彤久任州县,此中曲折,十分明了。照整个情况,事由己起,陈湖的境况并不好,且有个儿子随行,张罗自己的两份盘缠,已很费劲,哪里还有余力去贴补官差。想来想去,自己义不容辞,但亦不肯全解私囊,写封信给署任知县,表示自己解任赴京,跟同复验葛品莲的尸棺是公差,尸棺笨重,须多用人夫照料,要求多拨差费。
  州县官有个多年相沿的规矩,后任顶替前任弥补亏空,但离任以后,除非家属回乡缺少盘缠之类的情形是个例外,否则是相应不理的。不过,刘锡彤的情形又不同,解任听勘,照例并不开缺,虽然看样子刘锡彤的职是革定了,但就此时来说,他仍是余杭县在任,所以要拨差费,无可拒绝,拨了二百两银子。
  刘锡彤自己又凑上二百两,打成银票,用红封套封好,亲自送给袁来保。有此一番“意思”,自然更蒙礼遇,袁来保请刘锡彤合坐一条官船,坐卧都在一起,俨然两名押解委员。
  他的门丁沈彩泉连同也沾了光,与把总称兄道弟,混得极熟。陈湖可就不同了,是住在装运尸棺的船上,而且加上手铐,幸好还有个儿子照料,但父子俩每天愁颜相向,境况亦很凄惨了。
  一共三大一小四条船由杭州循运河开航,当天到了海宁,泊舟过夜。照定制,这三大一小四条船的安全,便得由地方官负完全责任。
  泊舟之处是个小镇,虽属海宁州管辖,但离吕留良的家乡石门县反来得近,所以,袁来保除了派人向海宁州投文,缴验通行及要求支援供应的“勘合”与“火牌”以外,另以私人关系跟石门县打交道——石门知县余丽元是他的好朋友,得到信息,立即派了典史带着差役来料理,人犯寄监,尸棺加封条,随从的膳食,都不用袁来保费心,还派了轿子接引他到县城叙旧。
  “刘大哥,”袁来保很诚恳地说,“一起去看看老余。”
  “不,不!”刘锡彤连连摇手,“你一个人请吧!我跟余大令不熟,未便作不速之客。”
  “那有什么要紧?我跟老余的交情够得上。莫说彼此同官,就是不相干的人,只要我带了去,他亦一样竭诚招待。”
  “是,是,多谢盛情。我还是留在船上的好。”
  “何必固执?你不去,我也不去!”
  “那没有这个道理。”刘锡彤不安地说,“一路相处的日子正长,老兄这样客气,就是见外了。”
  “不是客气。讲好做伴同行的,我一个人去逍遥,留下你在船上,于心何安?”
  照道理说,袁来保如此坚持,刘锡彤应该勉为其难。但他实在有隐衷,让袁来保逼不过,只好吞吞吐吐地透露了。
  原来他是怕人问起杨乃武的案子。这是他痛心之事,最好不谈,但如筵前提起,不能不答,而以身份尴尬,措辞颇为不易。
  “老兄倒想,在这种情形之下,盛馔当前,亦难下咽。结果呢,说一段传奇为人下酒,而我在那里受罪。何苦来哉?”
  这最后的一个结论,说得相当坦率。袁来保深为同情,当即抱歉地说:“刘大哥有此苦衷,我竟不曾想到,是我的疏忽。既然如此,我谢绝了他。”
  “不,不!那一来又增加我的不安。你还是应约的好!”刘锡彤拱拱手说,“只望谈到杨案,替兄弟略留余地。”
  “言重,言重!”袁来保想了一下说,“好,我就去一趟。”
  上岸坐轿到石门,一回一往得要两个时辰,加上宴叙的时间,刘锡彤估计他起码要到二更时分才能回船。谁知刚刚起更,袁来保就回来了。
  “何以如此之速?”
  “我坐得一坐,就告辞了。”袁来保答道,“我跟老余说了老实话,有刘大令同行,我邀他来,他不肯。只想早点回去,如果你肉痛这一桌菜,我有个法子,不如拿食盒盛了,让我带回去,跟刘大令一起享用。老余当然同意,还送了一坛五十斤的好花雕,我们可以一路吃到江苏。”
  刘锡彤大为感动,“老兄这样子待人,实在不能不教人感激。可是,”他说,“我又不懂,老兄为什么这样子待我?”
  这话问得很率真,但袁来保却决不可说实话,一说实话就不值钱了。第一,是防着刘锡彤暮年而有此一场祸事,忧急羞愤,一个想不开,寻了短见。自己既要干这一桩漂亮差使,就得百端譬解,多方抚慰,才能将他安安稳稳送到京城。第二,是看这四百两银子的分上。第三,是上峰交代过,要多加照应。而最重要的是第四,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,这座靠山很硬。倘若无事回任,他自然感恩图报,会替自己跟宝鋆拉关系;即或不免落个革职的处分,或者罪名更重于此,但一路照料之德,他是不会忘记的。甚至不必他开口称颂,宝鋆知道他如此关顾穷途落魄的刘锡彤,心里亦会感动,自己出一封八行给浙江大僚。那一来署缺就有份了。
  这四个原因,论起来都是出于私心,说穿了不值半文钱,将自己一路所花的心血消折得干干净净。因此,他只笑笑说道:“刘大哥,你何必这么认真?四海之内皆弟兄,何足挂齿?”
  “不然!不然!世态炎凉,像老兄这样古道热肠,我又何能不认真?”
  “算了,算了!刘大哥你不必再说,再提就见外了。”
  刘锡彤沉吟了一会儿,慨然说道:“好!我就不提,横竖我心里知道就是。”
  船到通州张家湾该起旱了。好办,陈湖跟沈彩泉往刑部一交,自己跟刘锡彤住客栈。差官兵役,让他们搭“回空”的漕船回去。可装着葛品莲尸首的那口棺材难办。
  好的是自己雇来的船,多停一两天不要紧。袁来保泊舟已停,上岸去拜访州判,亲自投文。那位州判姓赵,恰好是安徽小同乡,叙起来还沾着点一表三千里的亲,彼此以“老表”互称,话就好说得多了。
  “老表,我在通州前后十二年。通州这个码头,南来北往,往来各省各式各样的差使都见过,像你这一趟,却是初见。”赵州判说,“京城里规矩大得很,你这样抬着一口棺材起旱进京,只怕到处都有人打你的官腔,找你的麻烦!”
  “说的是!”袁来保笑道,“总算我五行有救,遇着你老表,这没啥可说了,一切仰仗!”说着,拱拱手作了个大揖。
  “当然,当然,我替你想办法。”赵州判说,“城里不准进棺材,京城里这个规矩更严,除了梓宫,哪怕亲王死在京外,都不准抬棺材回王府治丧。像你的这口尸棺,势必至于只有在外城找地方安置。明天一早我派个人陪你进京,你先到刑部去接好头,人交何处,棺材抬到哪里?回来我替你找伕子,再派八个兵送了去,一趟头都把它办妥。你看好不好?”
  “怎么不好?比我自己想得还好!”袁来保又是一躬到地。
  于是第二天一早,由赵州判派了一名熟谙各衙门规判的职差,陪着袁来保进京,直投刑部浙江司,由林拱枢接见。看过公文,听明来意,觉得袁来保顾虑周详,很会办事,不过,尸棺停在何处,却无法给他确实的答复。
  “老兄知道的,刑部没法子替你找地方。遇到这种由刑部复审的案子,照例通知大兴、宛平两县办差。”
  林拱枢停了一下说,“老兄这趟公事,沿路各州县都要帮忙的,你先找地方官,办不通再想法子。如何?”
  “见教甚是!地方官当然要找的,没有地方官验印,也交不了差。不过,我有个想法,也是为了刑部将来方便,说出来请阁下指教。”
  “是!是!请赐教。”
  “我先请问,开棺检验之日,刑部各位大人,是不是要到场?”
  “当然!钦命案子,本部六位堂官,都要到场的。”
  “检验以后呢?是不是当时就审?”
  “是的。当时就要审问。”
  “既然如此,得要找一个大地方。”袁来保说,“阁下请想,六位堂官,就是六张公案,还有各位承办的司官老爷,地方小了,转身不开。而且,此案人犯众多,再加上开棺检验,说不定还要安置火炉,上笼蒸骨。那得多大一块地方?”
  “啊,啊,说得是。”
  “还有,此案在浙江轰动一时,这一趟,沿路也有人打听其事,料想刑部六堂亲临检验复审,一定会招来无数看热闹的人。所以这个地方,不但里面小了不行,外面四周也得空旷,才能容纳得下那许多看热闹的闲人。”
  “嗯,嗯!老兄想得很周到。”林拱枢踌躇着说,“这个地方倒不容易找!钦命案子又有限期,似乎非着落在大兴、宛平两县头上,上紧去找不可。”
  “阁下既是如此打算,我倒有个想法:尸棺挪动亦很麻烦,不如等部里找停当了,我遵示谕将尸棺押送到指定地点。省得移来移去,徒费周折。”袁来保又加了一句,“这是两便之事。”
  的确,这是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的事。林拱枢明知这是袁来保怕大兴、宛平两县推托敷衍,害得他不上不下,进退维谷,所以想借刑部的势力压迫两县就范,而仍旧心悦诚服地愿意照他的意思去做,一半也是佩服袁来保为人设谋,亦能尽心。当即约定,让袁来保将陈湖、沈彩泉先解送到部,尸棺暂时摆在通州船上,等找好地方再说。
  袁来保一辞出,林拱枢立即动手办了一通下行宛平、大兴两县的“札子”,说明钦命提解葛品莲尸棺,业经到京,着即觅妥宽敞地方,以便开棺检验,刑部大审,并限两日内具报。
  办好公文,才去找到翁曾桂与刚毅,一起上堂回禀,然后派一名得力书办,带着札子到大兴、宛平两县去接头。
  到得第二天便有结果,挑定的地点是朝阳门外的海会寺。于是袁来保托赵州判雇人将封条重重围住葛品莲尸棺,抬到海会寺,由林拱枢派一名当办,四处细看棺材接缝之处,毫无异状,方始验收,发交大兴县所派的差役看守。
  陈湖与沈彩泉是早经收狱的,刘锡彤虽非犯人,但为证人,亦须到案待质,因而林拱枢要他具一张结,说明现寓东河沿理源客栈,自愿随传随到。
  “这张结我不能具。”刘锡彤一口拒绝。
  “噢,”林拱枢很客气地问,“乞道其故。”
  “上谕上只说,跟同检验,开棺的时候,我到场就是。”
  这也是个理由。林拱枢心想,反正人已到了京里,总有办法让他就范,当即点点头说:“既然如此,我亦不便强人所难。不过,兄弟有句话声明在先,此刻,我们是商量着办,将来要召请贵县到场时,恐怕不会这样子客气了。”
  刘锡彤虽是老州县,熟谙公事,但对部中办事的规制,却不甚了了,所以无法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。心里只是在想,反正奉旨行事,就绝不会错。
  “你叫沈彩泉?”是由刚毅主审。
  “是!”
  “你在刘大老爷那里几年了?”
  “前后七年多。”
  “你管些什么公事?”
  “门丁嘛!”沈彩泉说,“无非收发之类的公事。”
  “刘大老爷信任不信任你?”
  “信任。”
  “呃!”刚毅问道,“为什么?”
  “因为小的公事上头很谨慎。”
  “好!”刚毅讥嘲地说,“刘大老爷总算运气不错,用着你这么一个好门丁。”停了一下,他又问,“陈湖你认不认识?”
  “认识。”
  “他是不是常到县衙门里来说合官司?”
  “那倒不大清楚。不过,是常到衙门里来,因为他懂医道,上房里太太、少奶奶有点不舒服,总请他来看。”
  “照这样说,陈湖穿房入户,跟刘大老爷的交情很深啰?”
  沈彩泉突然警觉,这是题外之话,自己说得太多了,犯了言多必失之戒,因而答说:“跟刘大老爷交情深不深,小的不知道。”
  “嗯,嗯!”刚毅问道,“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,是哪个来告的?”
  “是葛毕氏的婆婆沈媒婆来告的。地保陪了来,说她儿子死因不明,请县官相验。小的叫她补一张状子,当时就送了上去。”
  “沈媒婆的状子准了没有?”
  “人命报相验的案子,没有不准的。”沈彩泉答说。
  “相验的时候,你跟了去没有?”
  “跟了去的。”
  “是不是每一次县官相验,都是你跟了去?”
  “是。”沈彩泉又补了一句,“刘大老爷差不多每次都叫我跟去的。”
  “为什么非要你跟去不可呢?”
  “因为上上下下联络,都要找我。”
  “这样说,”刚毅特意钉着问,“你是一把抓?”
  “也不敢说一把抓。不过,大老爷还相信我就是。”
  这是第二次提到刘锡彤对他信任有加。刚毅心想,刘锡彤是奸猾老吏,又自恃靠山,而目前只是解任,尚未革职,仍有官符可资凭借,以致相当难制。倒不如先在他亲信身上,将案子结结实实地追一追,到时候教他毫无遁饰的余地,便可一讯而服。
  这样转着念头,便大兜大转地先不问相验的情形,由有关的人犯问起:“余杭县的仵作叫什么名字?”
  “叫沈祥。”
  “只有他一个吗?”
  “原来有两个。”沈彩泉说,“一个告退了,没有再补,只好由沈祥挑大梁。”
  “挑大梁?”刚毅问道,“意思是说他不大挑得动?”
  这一问,沈彩泉初次出现了迟疑的神色,想一想答说:“沈祥是学习仵作升起来的,没有经手过多少案子,本事差一点。”
  “只怕有些地方,还没有你懂得多?”
  这是故意套他的一句话,沈彩泉很乖觉,立即否认,“不,不!回老爷的话,我没有学过,”他说,“验尸我不懂。”
  “既然你不懂,怎么知道他本事不好呢?”
  “是听别人说的。”
  “谁?”
  “原来的老仵作。”沈彩泉答说,“也就是沈祥的师父。”
  “他怎么说?”
  “他说沈祥本事没有学到家,常常看走眼。”
  “如果是这样,县官审命案不就常常审不清楚了吗?”刚毅作个补充解释,“譬如上吊,常常有人把尸首移到仇家那里,好诬赖人家。如果相验不真,官司不就难断了吗?”
  “这,这种情形倒没有过。”
  沈彩泉的回答很巧妙。刚毅是举个例,而他只就例子来作答,避重就轻,将难答的话避开了。刚毅因而有所警觉,此人亦不易对付,须得格外小心。
  于是,他突如其来地问:“杨乃武你认不认识?”
  一听他说,沈彩泉似乎有些慌张,“认识,认识的。”他点点头,“因为杨秀才在余杭县很有名气。”
  “杨乃武是不是常常到县衙门里来?”
  “不大来。”沈彩泉摇摇头,“很少。”
  “在你们余杭县,都说杨乃武是个恶讼师。可有这话?”
  “听说过。”
  “照你看呢?”刚毅问说,“杨乃武算不算恶讼师?”
  沈彩泉不即回答,是在思索的神情。刚毅心想,必是在想杨乃武的劣迹,会举一两个详细的例证。
  然而不然,沈彩泉的回答是:“我不大清楚。”
  显然的,这是经过考虑,认为以不多事为妙,所以这样答供。刚毅是决心要探索刘锡彤跟杨乃武结怨的原因,便又问道:“杨乃武替人进的状子多不多?你是门丁,凡有诉状都经过你那里,一定知道,要说实话。”
  “是!说实话,不太多。不过——”沈彩泉突然住口。
  这是他失言了,刚毅岂肯放松?立即钉着问:“不过什么?”
  “不过,”沈彩泉只好实说,“都是很大的案子。”
  “很大的案子?”刚毅问道,“这就是说,不是命案,即是盗案?”
  “盗案很少,命案也不多。”
  “咦!那么是什么案子呢?”
  “大多是很麻烦,很难审的案子,像几十年争财产的老案,公公告媳妇忤逆,媳妇又说公公‘扒灰’,这种乱七八糟、纠缠不清的案子。”
  “什么叫‘扒灰’?”刚毅不解地说。
  “就是,”沈彩泉很吃力地解释,“就是公公爬到媳妇床上。”
  “噢!”刚毅心领神会地笑了,“杨乃武专门管这种很麻烦的案子,那么官司是胜的多呢,还是败的多?”
  “胜的多。”
  “为什么?”刚毅问道,“他是不是私底下托了人情?”
  “没有。杨乃武从来不托人情的。”
  “那么,官司怎么胜的呢?”
  “他的一支笔厉害。明明没理的事,偏偏他讲的歪理就驳不倒。”
  “你们大老爷举人出身,人很能干,又是多年州县官,经过手的案子不知多少。难道就驳不倒他?”
  “是啊!就是驳不倒。没法子,只好算他那面赢。”
  问到这里,刚毅了然了。杨乃武是很厉害的刀笔,而又自负其笔如刀,不大买刘锡彤的账。而像争产,以及“新台之丑”之类的案子,必有一方到县衙门去活动打点,而往往因为杨乃武的刀笔,使得刘锡彤想帮忙帮不上。换句话说,杨乃武挡了刘锡彤的财路,这可能是结怨的原因之一。
  接下来便问到相验的情形了。刚毅的第一句话是:“葛品莲是不是中毒死的?”
  这话问得沈彩泉一愣,心里想回答:“是的!”但话到嘴边,及时醒悟,改口答道:“回堂上老爷的话,我不是仵作。”
  这总算他脑筋清楚,可是刚毅是盘算好的,话中正反皆有陷阱。如果沈彩泉答一声:“是!”他就会驳问:“你不是仵作,怎么知道葛品莲中毒而死?”而照此回答,刚毅却又有话可驳。
  “既然你不是仵